噶玛妙竹

本来Bamboo以为别的医院都这样，就算了。不曾想，3日晚突然收到荷兰航空发来的电子邮件，说必须有新冠检测的英文报告单才能登机。Bamboo订的是4日晚9点起飞的飞机，都剩下不到24小时了才通知。

于是4日一大早，行李都来不及收拾完，就拖着大包小包，跑了好几家大医院，发现其实都出英文报告单，但省中医院说要两天才出报告。另一家忘了是浙一、浙二还是市一，一开始说两小时就能出报告，结果 一去排队，才发现是测血清，而且还不少人排队，感觉真是莫名其妙，血清只是看有没抗体，为什么这些医院都要大家测血清呢？Bamboo说我就测个阴阳性，好上飞机，工作人员马上说，那今天肯定来不及出报告， 只有测血清可以两小时拿报告。但测血清对上飞机出国一点帮助都没有啊，测它干嘛？虽然Bamboo也曾好奇前年11月英国回来时自己身上的包包是否跟新冠有关。但绝对不能在国内做这个检测。新冠的阴阳性检测不要紧，毕竟Bamboo这两个多月都在一向不是疫区的杭州乖乖呆着，又一个人住，要说是“新冠无症状感染者”也说不出个感染途径，硬要按一个，只会让Bamboo瞬间成为杭州城讨论的焦点，这是土共最恐惧的。但测血清这种一般人根本看不懂报告的东西，就不同了。

记得2014年被父母关进精神病院，以此为由要求单位撤销Bamboo的辞职，当时单位要求七院精神鉴定。但不管是电脑问卷还是心电图、脑电图，Bamboo每次测出来都正常，于是问检测的医生，他凭什么 判定Bamboo有病呢？这个医生就说去做个“脑跌落试验”。做完后胡乱指着一个指标说：“这个超出了正常范围。”问他正常范围是多少，然后记下他说的数字。两周后，再测，Bamboo指着那个变来变去的数字说：“现在在你说的正常范围之内了呀。”于是，那个医生又随便另指一个指标说：“那个不对。” 接着再不让Bamboo多问一句，就让绑去打针。所以，这个血清检测一旦做了，就会以某个指标有问题为由扣下要出国的Bamboo，接着联系Bamboo早已不来往的母亲，以保证健康为由在官方帮助下让母亲将Bamboo看管起来，就再别想出国了。

事实上，后来从巴西打算飞巴拿马时，在圣保罗机场中午做的新冠鼻拭子检测，下午两三点，就拿到了彩色打印、包装精美的英文和西班牙文双语的详细报告。所以复杂的血清两小时能出报告，简单无比的新冠检测却当天出不了报告，这竟然也说得出口。

明知有鬼，但Bamboo还是抱着点希望用手机给这家医院的值班室打了个电话，说能不能出钱，请他们帮忙出个英文翻译件，上飞机用。对方是个中年妇女，很热心地说“这点忙总要帮一下的。”让Bamboo直接上 值班室等，她会通知相关部门的人过来拿原件。好容易找到值班室，等了好久也不见人来，只好又打电话，对方却口气大变，声色厉疾地说：“你别的医院的报告单，我们怎么可以帮你翻。”至此，Bamboo也明白怎么回事 了，不愿那些本来好心的人被逼着作恶。于是默默地离开，坐着地铁不报希望地去了机场。

赶到杭州萧山机场时间还太早，本来也没啥国际航班的国际航站楼都没开门，只能随便问了两个路过的工作人员“没有英文报告怎么办。”对方出主意说：“要么自己翻一下。”花了一个小时上网查资料，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捣鼓出了一份，感觉还挺像样的。就琢磨着去市3医院再盖个章，就应该没问题了。

于是又坐了两小时地铁赶到市3，不曾想盖个章也难如登天。医院不给翻，也不承认自己翻的，最后总服务台护士说：“检测科说不行，但医务科愿意帮忙翻译一份，就是不能用Bamboo翻的。”这样软磨硬泡了三个多小时吧，才终于在4点半通知Bamboo 上二十几楼拿院方给出的报告。

Bamboo拿到英文件看了一下，跟Bamboo翻的其实大同小异。那位负责翻译的年轻女医生竟然还用恭敬的口气问Bamboo“行不行？”Bamboo想：“你是专业的，还问我这个外行。”显然是Bamboo自己网上东抄西抄拼凑出来的这份英文翻译还挺能唬人的， 打动了这位有着国际交流经验的年轻女医生，才帮忙出了这个报告。毕竟她在翻译件上加上了原件没有的医院负责科室的电话。要知道老外检验真假就看有没有这个电话。当然这次还给盖上了正规圆形公章。 其实Bamboo后来也发现总服务台有医院的圆形公章，不知为何前一天硬说没有，给盖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“服务台发”的破烂方章。是这位护士看Bamboo是个光头尼姑，觉得是没文化的社会底层好欺负，还是其它原因就不得而知了。

这份经得起任何检验的英文检测报告使得之后Bamboo的两场国际转机在检疫上都畅通无阻。但你以为障碍就完了吗？没有，这趟荷兰航空飞土耳其的飞机Bamboo是铁定上不了的。